作為黨和國家公共政策執行落實的“最后一公里”和服務人民群眾的前端窗口，基層政府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經歷了全面考驗。現實情況是，此次疫情所呈現的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增加了基層治理的難度，也對基層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戰，亟須進一步完善基層治理體系，提升其治理能力。

解答好“實現什么樣的治理目標”

做好民生保障，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需要，是基層治理的目標導向。一是進一步明確基層治理目標。基層治理工作最終連接的是千千萬萬的人民群眾，基層治理說到底是聚焦并解決好人民群眾的事。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為此就需跟進形勢，不斷創新公共服務提供方式，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新需求。以此次抗擊疫情為例，人民群眾既需要基層政府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障，同時也對應急生活保障、社區和鄉村治理、輿情應對等各個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基層政府應不斷通過治理能力的學習，提高自身治理效能，滿足人民群眾的新要求。二是準確把握群眾真實需求。基層政府的優勢是接地氣、知民情，應善于利用優勢，深入調研，準確把握基層群眾真實需求進而提供公共服務，避免形式主義和忽視民意。三是提升對群眾需求回應的及時性。當前，基層群眾各種利益訴求增多，維權意識增強，亟須拓寬信息發布渠道、把準有關信息發布節奏，公開透明、及時有效對基層群眾的合理要求進行回應。

解決好“誰來治理基層”

解決好“誰來治理基層”需要明確基層治理的主體結構、主體之間的權責關系和功能定位。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提出，中央加強宏觀事務管理，地方在保證黨中央令行禁止前提下管理好本地區事務，賦予省級及以下機構更多自主權，合理設置和配置各層級機構及其職能，增強地方治理能力，加強基層政權建設，構建簡約高效的基層管理體制。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要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推動社會治理和服務重心向基層下移，把更多資源下沉到基層。

面對基層未來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一是依據結構與功能關系，進一步厘清各級黨政機構權責分配，以權定責，明確基層政權職能定位，實現基層政權權責關系與治理能力結構相匹配。充分運用好清單式治理工具，梳理從上到下的權力清單、責任清單，把與基層工作密切相關、與基層社會服務密切相關的權力下放到基層，科學精準對基層賦權。充分賦予基層試錯容錯的空間，給予基層政府更多的自主權力，充分調動基層治理活力。應根據權責關系，進一步優化中央、省市到基層的組織結構，重新核算中央、省市與基層之間的人財物比例關系。處理好基層工作事務多、復雜性強，但人員編制比例偏少的問題，在人員編制和工資福利、晉升通道等方面真正向基層傾斜，賦予基層在人員選拔任用、晉升與物質激勵方面更多的自主權力。通過政策引導，吸引各類人才走進基層、留在基層。進一步優化對基層的考核方式。堅持從督查檢查考核做起，持續改進方式方法，從重過程向重結果轉變，從一味挑毛病、隨意發號施令向既發現問題又幫助解決問題轉變，對清理后保留的“一票否決”、簽訂責任狀事項等實行清單管理。切實對基層進行減負減壓，把各層級各部門對基層的考核進行合理合并和優化，引入第三方評估和社會評估方式，把通過考核切實發揮推動基層治理效能、提升基層公共服務質量和群眾滿意度的作用放在優先位置。

二是優化基層政府與基層社會組織之間的結構關系。本次疫情應對是全民共同參與的一場戰役，充分印證了基層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作用。不少地方的基層黨組織帶領志愿者和群眾共同參與疫情監測、物質保障捐贈和防控救治工作，14億多人民群眾居家隔離抗疫，表明了在基層治理中，在發揮政府主導作用下，充分調動市場主體、社會組織和人民群眾等多元化治理主體的積極性，能夠更有效發揮基層治理效能。

解答好“怎樣治理基層”

各地地理位置、資源稟賦不同，決定了基層治理的復雜性和獨特性，解答好采用什么樣的手段和方式方法治理基層尤為重要。

一是運用好政策和法治的機制與手段，樹立基層治理的法治理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過程中，行政命令是管理基層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單靠行政命令，在許多情況下影響了基層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因此，基層需堅持依法行政，依法提供基層公共服務，依法治理基層公共事務，解決好有法可依、有政策可用的問題。基層工作情況變化更快，許多新難題新情況需要上級部門及時有效推出新政策，制定新的法律。為此，需注意解決好政出多門、法律之間打架問題，推動上級部門橫向間政策法律協同，中央、省市與基層縱向間政策、法律制定與執行協同。二是繼續賦予基層“試錯”空間。中國政治體系的韌性在于中央政府賦予了基層政府通過“反復試錯”機制發現政策備選方案，這種機制減少了中央政府在具體事務上對下級的干涉，推動了基層政府不斷創新。如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中央在保證“政出一門”，制定統一政策方向后，放手允許基層根據各自實際出臺地方政策，有效保障了抗疫工作的推動。三是改善基層政府運用新技術的治理手段。在抗疫過程中，部分地區治理仍然依靠“人海戰術”“報表戰術”，多部門、多批次重復報告疫情情況。一方面，這反映了一些基層政府利用新技術能力不足，有效運用互聯網、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等現代技術智慧治理意識和能力還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基層政府各部門之間協同治理的手段和意識不強。為此，需推動基層探索運用現代技術實現各部門之間的數據共享，加快基層部門信息大數據平臺共享機制建設，加強對基層工作人員的培訓，實現善治和智治。（尹艷紅）